“超低排放”：謹防按下葫蘆起了瓢

去年年底，我國決定全面實施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大幅降低發電煤耗和污染排放。即在2020年前，對燃煤機組全面實施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使所有現役電廠每千瓦時平均煤耗低于310克、新建電廠平均煤耗低于300克。對落后產能和不符合相關強制性標準要求的堅決淘汰關停，東、中部地區要提前至2017年和2018年達標。改造完成后，每年可節約原煤約1億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1.8億噸，電力行業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可降低60%左右。同時，對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要加大政策激勵，改造投入以企業為主，中央和地方予以政策扶持，并加大優惠信貸、發債等融資支持。    據公開資料，2013年，全世界煤炭消費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為30%，中國為66%。中國煤電發電量長期以來占總發電量比重為80%左右，雖然近1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迅猛增長，但2014年煤電裝機比重仍為60%，煤電發電量比重為70%。在我國當前還不得不以煤炭為主要能源的情況下，為了能在盡快治理霧霾的同時也拉動經濟，推進全國的煤電廠進行“超低排放”改造，確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意義。

     所謂超低排放，業內一般指排放煙氣中的顆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濃度分別不超過10毫克/立方米、35毫克/立方米和50毫克/立方米。如果要使整個行業都做到超低排放和低能耗，技術支持和資金支持能夠得到保障，只是時間的問題。
    從超低排放發展迅速的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及周邊地區情況看，這個區域污染較為嚴重、污染物排放總量削減任務較重，同時電力需求增長較為迫切，超低排放的實施為 新建項目騰出一定發展空間。
      但在近期“中華環保世紀行”的采訪調查發現，“超低排放”在快速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認識、技術、監管等方面的一些問題。比如現有機組超低排放改造成本較高，特別是最近幾年新完成的環保達標改造的機組。同時，鋼鐵、煤炭、水泥等行業超低排放在技術上多是通過“大馬拉小車”式的設備擴容量、材料的改進、昂貴設備的使用等來實現，有的脫硝技術路線有所創新，但是否會帶來新的二次污染還有待論證。由于我國目前對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要加大政策激勵，難免有些地方有些企業為了套取國家補貼而一哄而上。
另外，業內人士還發現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實行超低排放后，原有監測設備跟不上要求，有的時候排放數據會出現負值——監測設備和監測規范的缺乏給超低排放監管部門造成困惑。
      從國際經驗來看，像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也曾有過只關注燃煤機組的某些單項污染指標的排放經歷。不過，他們后來發現對燃煤機組的某些單項排放指標的監測、治理以及效果評價的難度很大，不僅難以做到準確可靠、科學合理，而且治污的效果也常常是事倍功半。如果不考慮燃煤機組的溫室氣體排放，過分強調對某些單項污染物排放的治理，往往反而會增加燃煤機組的溫室氣體排放。不僅如此，對某一污染排放的過度治理，還可能會增加其他污染物的排放。
     超低排放還存在與其他方面的協調性問題。在超低排放的推進過程中，如何統籌協調好節能、減碳、節水以及其他常規污染物控制之間的相互關系，是切實提升超低排放綜合效益的關鍵，但該問題目前尚未得到系統評估和全盤考慮。
      業內人士認為，國家環保行政主管部門、宏觀經濟及價格管理部門、電力行業行政主管部門應繼續對超低排放系統性問題進行評估和深入研究，如超低排放的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及其對技術的影響、系統及設備的可靠性、資源節約或消耗情況、可能產生的二次污染及應對措施、超低排放補貼潛在實施效果等。
另外，還應在深入研究和系統評估的基礎上，修訂《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將超低排放行政要求納入法制軌道。依據對不同地區、不同機組的要求，結合技術現狀，在標準中明確差異化要求。同時，繼續完善超低排放監測、監管、技術標準體系。行業內要盡快開展超低排放相關技術研發，要注意這些新技術既能減少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的排放，又要盡量避免氨逃逸、二氧化碳和三氧化硫排放增加等現象，同時考慮成本降低問題。另外，對燃煤電廠改造的同時，占煤炭使用約一半的非電煤的使用也應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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